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茱萸:海神的导游图——陈东东论

2018-3-6 09:26|作者: 茱萸|编辑: admin| 查看: 14793| 评论: 0

此文原载于《收获》2016年第6期。


1、海神的一夜


在MU5117航班逼仄的经济舱内,我打开随身携带的电脑,浏览起了一个文件名为“游侠传奇”的Word文档。那是陈东东写的回忆八十年代写作经历和诗人交往的一篇长文。没有什么能比这一幕更奇异的了:它的作者此时正坐在我的旁边,我遭遇着文中那个处于八十年代的青年版陈东东,又面对着现实世界里已然步入中年深处的当下版陈东东;后者还在时不时地应答着我的提问,那回答通常具有补充和注释的性质,因为我的问题正来源于对那个文档的阅读。是的,这是2016年7月28日,我们同机飞赴海南参加一个诗歌节,三个小时的无聊飞行里,这种阅读和漫谈无疑是最好的消遣。只是没想到,在接下来几天的海南之旅中,我们遭逢的诸多场景,似乎都能勾连起陈东东诗歌生涯中的不少重要片段。换句话说,我们共同参与和见证的海南之行,几乎是陈东东三十多年来的诗歌生涯和写作文本的一次“混合搬演”——这让我一度感到无比新鲜又兴奋不已。

首先是《海神的一夜》(1992),被“搬演”到这个情境中来。那是我们抵达海南文昌之后第二日的暮晚,泳技很差的我独自一人哆哆嗦嗦地“下海”了,实际上不过是窝进了一片由数个岩礁围拢起来的浅水区,泡着海水望着落日发呆。在夜幕快要降临的时候,我想起了陈东东的诗,给与会诸人(包括诗作者本人)群发了一条信息:“‘海神的一夜’即将到来,不知各位精壮的诗人们,是否准备好了自己的‘钢三叉戟’?”短信的典故出处即是这首诗,其中的情色意味倒和原诗自身的风格一脉相承——我的玩笑还添加了戏谑和促狭成分,好在,多年来在他们面前“倚小卖小”惯了,这些诗人已就宽容了我的孟浪。


这正是他们尽欢的一夜

海神蓝色的裸体被裹在

港口的雾中

在雾中,一艘船驶向月亮

马蹄踏碎了青瓦


正好是这样一夜,海神的马尾拂掠

一枝三叉戟不慎遗失

他们能听到

屋顶上一片汽笛翻滚

肉体要更深地埋进对方


当他们起身,唱着歌

掀开那床不眠的毛毯

雨雾仍装饰黎明的港口

海神,骑着马,想找回泄露他

夜生活无度的钢三叉戟


这是陈东东早期诗作中最令人瞩目的一首。“海神的一夜”后来被用于他在国内正式出版的首部诗集的标题(陈东东:《海神的一夜》,1997),因而进一步地显出它的重要性。这首只有十五行的短诗,因为以上原因,加之日后被广为传诵的待遇,使人拥有了一种以此为陈东东代表作的错觉。事实上,对于一个纯粹而专注的诗人而言,所谓“代表作”的意义是可疑的,因为对矢志于凭藉书写以与现实搏斗的写作者而言,他/她的心智和意趣就像一条流动的河,没有哪个已然停滞的部分,能够足以代表河流奔腾不止的本性。虽然如此,《海神的一夜》这首诗依然可以使我们窥见陈东东早期创作的状况,以及其诗歌技艺所抵达的层次。它体现了陈东东在三十一岁上所能呈现的气象,即使是写“交欢”的主题,也能将之处理得如此干净克制,充满梦幻色彩和旖旎情味,而不涉丝毫猥亵。

曾有论者从超现实主义和都市空间的角度来解析它(翟月琴,2015),但我当初第一次读到这首诗的时候,首先注意到是它涉及的题材和修辞方式。就题材而论,可以将之归类为汉语古典诗传统中的“艳情诗”一脉,但这首诗的精神气质是现代的、都市的——固然出现了“马蹄”和“青瓦”,但诸如港口、汽笛、毛毯与船只这些内容,并不是根植于农耕文明的汉语古典诗所通常能兼容的意象。和古诗一样,它也用典,而且整首诗的推动依赖于这个典故所提供的基本的上下文:古希腊神话中手执钢三叉戟的海神波塞冬,以及祂与安菲特里忒及众多女性之间发生的香艳故事。如今在诗中,香艳故事的主角以波塞冬的身份出现,沉酣于灵肉杂陈的交欢;袒露于我等众人面前的,则是一幅如此声色俱美的画面。

陈东东在位于东海之滨的上海写下了这首诗,而我则在二十多年后的南海之滨,以这种独特的方式重温并分享了它。只不过,在那个晚上,所有的诗人彻夜聚谈,似乎并没有条件再现诗中“肉体要更深地埋进对方”那风光旖旎的一幕,倒是因为大家难得聚到一起,确实于精神层面重演了“夜生活无度”的景况。于是,“海神的一夜”之后那个上午,在“当代诗如何发明了大海”研讨会间,大家一开始的发言在音调上多少显得有气无力(虽然内容照样精彩)。与会的诗人中有不少人讲述了自己与海洋的第一次遭遇,也包括我自己;陈东东却一如既往地一言不发(在人多的正式场合,他确实很少作公开发言)。他的沉默,倒让我想起了他在《游侠传奇》(2011)中写到的人生第一次出海的经历片段:


东海到黄海到渤海的水色变化简直让我大为着迷。……那种越来越深切、越来越深刻、越来越发黑的蓝,让我长时间目不转睛,以至于昏花,那所谓如“打碎的镜子”的波光粼粼的海面上闪烁的金星,跟幻视的金星混淆在一起,许多银色的飞鱼从轮船两侧跃出,又迅疾射入水中,一次又一次,我只能把它们当作超现实景观,而那些追随着轮船的奶白色鸥鸟和被螺旋桨犁开翻滚着浪花和泡沫的雪白的航路,在面对它们的时候,我也依然将它们目作想象。 


陈东东和海洋的缘分并不浅,而海洋经验其实也深植于他的写作之中,使他不止得益于上海这座东方港口城市的开放气质,还能乞灵于远洋航行:这种航行应该同时包括肉体和心灵的历险,杂糅和遭遇恢弘的想象力、复杂的理解力和无边的超现实图景。在同一篇文章中,他还说,在这段出海经历之前,考大学报志愿的时候,“企图填航海专业”。这或许是又一次的饶有意味的暗示。事实上,在他三十多年以来的写作中,尤其是在早期(八十年代),对海洋的书写——在更普遍的情况下,他将之视为想象力和可能性的一个载体,或者说是一种背景,甚至“远景”,而不是具体的海洋经验——是他的作品中至为突出的元素,只不过在更多时候,他对该元素的使用都如《海神的一夜》中那样,作虚拟化处理。

讨论了“当代诗如何发明了大海”之后,“一言不发”的陈东东被迫面对镜头开口了。诗歌节的主办方,为我们每个人录制了一段采访视频,话题却是事先拟好的,其中的一个便是“诗是什么?你为什么写诗?”这样的“基本-终极之问”。陈东东在镜头前的回答,才时隔没多久,我已经记不得了。但我记得,他在1992年接受日本的一份刊物《パンと雲》的书面访谈时,劈头而来的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在《游侠传奇》中,他记下了这一节,并将它称之为“陷阱般的问题”。没想到,事隔多年之后,剧情得以在南海之滨戏剧般地重演,而(用我当时的玩笑话来说)陈东东居然打破了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b.c. 540—b.c. 470)“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赫拉克利特,2007)那古老且知名的教诲,做到了“人能够两次遭遇同一个陷阱(般的问题)”……

话说回来,在这个问题上,他确实和希腊(无论古今)有缘,因为据他在《游侠传奇》里的回顾,自己之所以走上诗人这条道(用同学郑耀华写给他的毕业留言来说,叫“诗人有屁用……东东此人不可药救一条道走到黑掉进深渊黑咕隆咚”),开始像缪斯们那般“书写奇怪而不可理解的文字”,首先要归功于1980年读到希腊诗人埃利蒂斯(Odysseus Elytis, 1911—1996)那首《俊杰》的那个历史性瞬间:“一次作为消遣的阅读变成了一次更新生命的充电——诗歌纯洁的能量在一瞬间注满了我……”、“正是埃利蒂斯,让我下决心去做一个诗人。”


2、穿过宇宙学幽渺的针眼


轮到我面对镜头谈论类似话题的时候,发现自己并没有东东那样的传奇瞬间可供提取和使用。不过,我的“批评家”角色在那个场合被唤醒,它让我丢弃了作为诗人的直观感受,转而去谈论海南文昌这座兼具航海和航天特色的滨海城市,以及它在气质上和现代诗的相通之处:航海影响下的地理大发现、海外殖民和工业革命是现代社会和现代性的开端,而航天则是人类当下和未来最值得期待的外向开拓领域;诗人之创作的最高旨趣,也无非是在心智和理解的层面,像航海和航天那样,拓宽人类对内心和外部世界的认知。不过,我只不过是坐而论道,因为我既不懂航海——但我一向对航海中要运用到的“牵星术”感到着迷,即使这种着迷可能只是诗人对某些特殊词语组合、对这个奇特的名目而非其实际内容的着迷——又不懂更为先进的航天技术。陈东东比我更敏感的地方在于,在近些年来,航天作为题材,已经直接且明确地进入到他的书写当中。

譬如这首《宇航诗》(2015),以马拉美《太空》(Stephane Mallarme,1842—1898)诗句“永恒的太空那晴朗的嘲讽”为题辞。诗人这样写道:


大气是首要的关切。航天器不设终点而无远

它过于贴近假想中一颗开始的星

新视野里除了冰脊,只有时间

                 尚未开始


诗在稳妥的节奏下缓步推进,刚刚揭开神奇世界(一颗开始的星)的面纱,露出瑰丽的轮廓:新视野里的冰脊,尚未开始的时间,宛如创世之初才有的那种寂静。寂静之后,是波澜壮阔的新世界,是动人的未知。惟有人类迈步探向宇宙的时刻,才是与造物主创世的瞬间和鸿蒙开辟之初最为接近的时刻:


它出于鸿蒙之初最孤独的情感。在山海之间

发现者曾经晏息的小区又已经蛮荒

幽深处隐约有一条曲径,残喘于植物茂盛的疯病

追逐自己伸向尽头的衰竭的望远镜


黄金云朵偶尔会飘过,偶尔会堆砌

突然裂眦:潭水暴涨倒映一枚锈红的

月亮,瞳仁般魔瞪操纵夜空的太空之空

宇宙考古队拾到了传说的钛金储存卡


陈东东组织诗行的针脚是绵密的,倘若你愿意将他的作品当做一件件的绸衣或者旗袍——那最符合世人对老上海风情的想象——的话。在他细致的描绘之下,宇航的目的地既熟悉又陌生,既在人类对地球之理解的范围之内,又仿佛充溢着宇宙的瑰奇景象、夜空的太空之空。那里曾有其他人类活动的痕迹(钛金存储卡和发现者曾经晏息的小区),如今似乎复归为蛮荒,探索(或者说“宇宙考古”)正在遭遇着(对他们而言依然是)全新世界的考验。“宇宙考古队”这样一个名称,不由得使我想起,作者当初考大学时试图填的第二个志愿,即是除了航海之外的“考古专业”。(陈东东:《游侠传奇》,2011)只不过,对地球人的考古事业的憧憬,似乎已为在思想之宇航中对“宇宙考古”的想象所取代。“宇宙考古”的对象无疑是历史中的另一桩宇航事业,个人生活的图景则再一次和宇宙风貌相混杂,使你无法分辨,在人类心智的层面上该如何来理解想象与现实的界限。


那么他死去也仍旧快活于曾经的恋爱

当风卷卧室的白色窗纱,精挑细选的镜头

对准了窗纱卷起的一叠叠波澜,波澜间冲浪板

锋利的薄刃,从造型嶙峋的惊涛透雕宝蓝色天气


这不会是最后的晴朗天气,然而最后的影像显示

扮演恐龙者全部都窒息。防毒面具换成航天盔

他隐约的目的性在星际幽深处,因遨游的

漫荡无涯而迷惘。当他的身体化入


共同体,他无限的意识不仅被复制

也被彗星拖拽的每道光携带,摩擦万古愁

或许出于思绪的延伸(像一条曲径)

被切割开来的黑暗未知如果是诗,没有被切割


永不能抵及的黑暗未知之浩渺就一定是


在这三节多的篇幅内,步入新世界的宇航员打开了自己的感官,观察并融入于由作者想象力构筑的太空,并在“星际幽深处”漫荡无涯地遨游。其实很难理解,一个最终并没有上成航海、考古或者航天专业,反而出身于中文系的诗人,是从何处获得了这种关于宇宙之瑰奇的神秘知识?来自对科普著作或科幻小说的阅读,或者纯粹是因为天分过高而能杜撰出如此的奇境?这几节和接下来的两节,虽然写的还是宇航,但已经绕回到关于“诗”的主题上来,换句话说,宇航既是指现实世界中的太空探险,又被作者用来形容人驱动想象力而凝结成诗的行为——那是心智的宇航,是想象力自身散发出的迷人光泽,是“诗”:


而在眼前的新视野里,发现者尚未开始的又一生

已经从储存卡获得了记忆——另一番想象

来自前世的一个夏天:斜穿过午梦闪耀的宁寂

……

鸟形禽馆栖于阴翳

粗陋的铁栅栏,挡住麒麟和外星独角兽

“肉鲜美,皮可制革。”标牌上刻写

精确的一行字,曾经,也是诗


现在下结论似乎为时过早,但我还是想说,《宇航诗》是当代诗中不该被忽视的杰作,是这个行当内,在题材和理解力上的双重开拓,怎么来评价它的意义都不算高估。诗中经由想象力驱动和经营的恢弘景象,已远非作者昔日所描绘的航海风情所能比拟,更不必说那些局限于山水和城市之间的描摹。对航天主题的书写,对宇航员形象的借用——可以认为,是诗人自身代入为一名“宇航员”,在语言的宇宙间自由穿行——正契合了陈东东自己的两行诗:“宇宙之/光,几乎跟言辞光芒相重合”(《旅行小说》,2001)这是诗人的言辞之光在近十五年以来得以愈发璀璨的原因。正因如此,陈东东在《宇航诗》中,以及诸如《断简》(《解禁书》中篇目)、《仿卞之琳未肖:距离的组织》(2007)、《赠给一部长篇的短篇》(2012)、《剩山》(2013)、《七夕夜的星际穿越》(2014)等诗中,所涉及或塑造的航天情景或宇航员形象,使得他在新世纪得到写作上的又一飞跃:由“海神”而摇身一变为星际旅行之“宇航员”,穿行在虚拟与想象之间,如《庄子》笔下的列子那般,处于瑰丽奇伟又无边空廓的宇宙,在星际幽深之处“御风而行”。

需要说明的是,对宇航主题在诗歌上的创造性发掘,于陈东东而言,并非一件在新世纪做的心血来潮之事。早在大学刚毕业的时候,他已写就一首向来不太为人重视的《宇航员》(1986),它遥遥地为陈东东新世纪第二个十年在题材上的变革,埋下了一颗种子。甚至,我们可以将它视为《宇航诗》的“序幕”:


在黑暗里我孤独了五年

蔚蓝的星,橙黄的橘子

宇宙之石缓缓飞翔

日出以前,我又查看我

携带的东西:一条毛毯

来自波斯,一片圆碟

里面有整座城市的喧哗


火红的树,时间之树

干燥的河床里奔跑着记忆

瘦削的山上房舍惨白

惨白的房舍引我注目

一个大神高声叫喊

这时候升起有如日出


日出。我的孤独像眼前的

荒凉。透过晴空,我找到

渐渐黯淡的人寰

它的孤独远甚于我


最关键的还不是对宇宙/航天题材的涉猎——这只是取得成效的第一步——,而是经由这样的宇宙图景的描摹,使得陈东东的不少诗(譬如借用关晶晶画题而写的《剩山》,就不是航天题材,只是将棋局比喻成“戏剧宇宙”)都能获得全新的视野,并且因此刷新了惯常的认知,舒缓了我们在题材审美方面的疲劳——这应该是一个杰出诗人该有的功能。或者,这种题材更新或视角转换所带来的拓展和启示,可以称为“宇宙学的视野”。在《宇航诗II(前传)》(2015)里,有两行诗可以用来为这种宇宙学视野作一脚注:“在万有引力场弯曲的想象里/穿过宇宙学幽渺的针眼”。它形象而奇迹般地揭示了陈东东在新世纪以来诗歌写作上获得新变的路径:以想象力的变形,经宇宙学的幽渺,而达致恢弘面貌。

然而,这种路径上的新变并非一蹴而就,也不局限于诗的写作,还发生在他的其他文类的写作上。譬如,在于世纪末几年间(1997—1998)完成的诗文本《流水》(收录于《短篇·流水》,2000)里,这种“宇宙学的视野”就已具备了轮廓。具体而论,在放置于《18.虚构与凝神》后的《插曲III》、《27.梦想与凝神》后的《插曲IV》、《36.记忆与空无》后的《插曲V》以及《45.意会与梦想》后的《插曲VI》这四个部分中,宇宙图景、星际旅行、太空尘埃和粒子流等等要素,已经成为驱动“流水”之运行与“弹奏”的醒目部件了。


3、以一种记忆为背景


在我出生的那一年,陈东东写过一首《背景》(1987)。当然,它和我的出生毫无关联,但并不妨碍我这次特意拈出,成为一份带有主观色彩的引申材料:


以一种记忆为背景

在海光自玉米地上升的日子

那想要移居的上了路

细小的音乐滑过水面

像太阳的阴影

飞渡一重又一重大海

把黄金带给了另半个橘子

而嘴唇开启的花园里

这时正好有一株菩提

有一个导师

在露水的石凳上直坐到天明


以上是这首诗的最后一节。它无疑带有陈东东早期诗作的鲜明特色:音乐性强,画面感突出,情境唯美细腻,表达宛转悠扬。在那些“海光自玉米地上升”的日子里,青年陈东东已从上海第十一中学语文教师的岗位(那是他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离职,调任到工商联下属的老上海工商史料档案室工作,并继续着从本科时代延续下来的诗歌写作。籍贯赣南的我,于那年在父亲服役部队所在地的河北邯郸出生,自然无法想象,在经历了漫长时光才抵达的未来的某一天,会将这位当时才二十六岁的诗人,视为自己诗歌上的导师之一。那时候,青年陈东东应该已经遇到他最初的爱情——在他有据可查的第一首诗《诗篇》(1981)中,当时只有二十岁的陈东东写到:“我等着某个女人她会走来明眸皓齿到我身边”——并珍存入记忆,为之辗转反侧,“在露水的石凳上直坐到天明”?

是的,有那么一个导师,成为了我日后私下效法的对象。即使这种效法(反向来论,则是“影响”)的结果,在我这十多年的写作中体现得并没有那么明显。但是,我现在还是要不无羞怯地说出:倘若在当代诗方面要“有一个导师”,那么陈东东无疑是上佳的选择。就年龄而论,我们是两代人,他只比我的父亲小两岁,这是在和他混得很熟的近几年里,我常将他戏称为“东叔”的合法性来源。他并不介意这个称呼把他叫老了(毕竟连我也已届而立之年),反而有时候还比较享受这种“特殊待遇”。他在1961年即已来到这个世界,不过无论是外貌还是心灵,他都依然保持着一种罕见的年轻和天真(用举办于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的一次“陈东东诗歌交流会”上的读者说法,叫“偷食了防腐剂”,这话的意思大概是,在陈东东身上,时光痕迹体现得不那么明显,灵肉得到了双重的保鲜),以至于我常常感到恍惚,以为他其实是我的同代人——虽然就诗歌方面所达到的层次来论,他不仅是我可资借鉴的榜样,是“前辈飞腾入”(杜甫《偶题》中诗句)中最耀眼的一员,也早已是获得了当代诗歌史认定的“大人物”。

诗人兼批评家臧棣曾将他的诗称为“汉语的钻石”(臧棣,1996),这个论断的做出,距今已有二十年,但那颗“钻石”的光芒丝毫没有损减,反而是愈加明亮。对于百年以来的中国诗人而言,相比于他为数不少的同代诗人而言,这种持续性和稳定性已然近乎一个奇迹。他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熬过了来自世俗功利的漫长磨损,将诸多负有盛名的同代诗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单论诗歌写作的话,在我看来,都进入了可怕的衰退期——都远远甩到了后头。用诗人兼艺术评论家李建春在一个新近写就待刊的一篇评论里的说法,陈东东近五六年的创作或许已进入了新的境地,具有“一种俯就的大师风度”(李建春,2016)。

记忆中第一次见到陈东东,大概是在十年前的“首届上海大学诗歌节”上。当时的我,还是一个精瘦的十八岁少年,写了三年诗,零星地发表过一点作品。那个春天,我从位于普陀区的同济大学沪西校区——原上海铁道学院校址,后合并入同济,我们那届的新生在第一年被全部“流放”到了那里——“长途跋涉”到位于宝山的上海大学,去拜会各位在中学时代的书上看见过名字的著名诗人,颇有点初入江湖的“少侠”独自一人赶赴“武林大会”的味道。更为具体的细节我早已经忘光了,尤其是和陈东东相遭逢的那部分。说是当时见过他,其实也不过是对他有一个模糊的印象:看上去要比他的同辈显得年轻,但和同时在场、风度翩翩的严力相比,在样貌上却并不显得多么出众。他有一种夹杂着矜持的腼腆感,话很少,偶尔蹦出几个词。在后来几次的交往中,我才明确地感受到,他当时流露出的那种矜持和腼腆的混合状态,其实是他的常态。用他自己在《游侠传奇》中的话来说,“在陌生人(哪怕是一个长得像个小男孩的新生)面前我总是打不开自己”——这句话并非针对我当年遇见他的情境而言,而且时隔多年,他似乎也不记得在那个时间和场合里遇到过我;但当时的我,确实是“一个长得像个小男孩的新生”。出于另一种“腼腆”(因生疏和敬畏而带来的胆怯),我没有凑上去和他聊几句天,倒是和郁郁、小海和树才等人有交谈。不过,我还是鼓起勇气跑去和严力合了张影:这大概是那次或许并没有发生、或许“只是当时已惘然”(李商隐《锦瑟》中诗句)的相遇中,唯一能被实物确证的事件。

又或许,记忆作为相遇的背景,被我的主观涂抹上了本不存在的颜色。如果是那样的话,我和陈东东的相见,得推迟至2009年“第四届珠江国际诗歌艺术节”上海站的活动上。关于这节,我现在能清晰记得的唯一一件事是,在当日的朗诵会结束后的宴会上,因为活动组织者的口误,“陈东东老师”被介绍成了当时并不在场的“王东东老师”(后者是我这一辈的青年诗人)。那次他依然沉默寡言,除了冷不丁冒出的几句笑话外——后来我会频繁地听到这样的冷笑话。

关于我和陈东东相识的以上追述,可能会惹来另外一个当事人的疑问,甚至连问句都是现成的:“它们属于想象对于回忆的创造,还是就当